1945年8月下旬的延安，傍晚的窑洞里还闷着暑气，油灯光忽明忽暗。外面刚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不久，整个中国都在议论“抗战胜利后怎么办”。有人在窑洞门口压低声音说：“日本人是打跑了，可中国的事，远没完。”
就在这样一个时间点，重庆方向的电波格外频繁。国民党当局连发电报，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商谈“和平建国大计”。表面上是“合作”“团结”，背后到底是诚意，还是圈套，一时众说纷纭。
一位警卫员事后回想那段日子，只说了一句：“那几天，窑洞里的灯从来没早点灭过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后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二号楼撵走毛泽东身边所有警卫，夜里独自进屋密谈，在不少人眼里，就是这场政治较量的一幕缩影。表面是“礼遇”，实则每一步都藏着算计；看起来是“客气”，骨子里却是攻防。
一、延安窑洞里的抉择：去重庆，还是不去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读《终战诏书》。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后，许多人长舒一口气，却又隐隐多了几分担忧：对日战事虽然结束，但中国内部的矛盾一下子被推到了台前。
不久，蒋介石先后发出三次电报，公开邀请毛泽东赴重庆“共商国是”。电报措辞恳切，连篇都是“团结合作、和平建国”之类的字眼，看上去颇有“放下前嫌”的姿态。
问题在于，了解国共关系走向的人都清楚，所谓“盛情邀请”，不可能只是一份礼节。蒋介石手里握着全国大部分军队，又占据国际舆论优势，他主动开口，绝不会只是想在重庆陪客人喝几杯茶。
延安这边，面对电报，既不可能一口答应，也不可能轻率拒绝。8月25日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，屋里坐着的，基本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：博古、王明、邓颖超、杨尚昆，还有刚从重庆返回、情况最熟的王若飞。
会议的焦点只落在一句话上：毛泽东到底要不要去重庆？
如果不去，国民党必然抓住机会大肆宣传，说共产党“畏首畏尾，不敢和谈”，在国内外舆论场上抢占道德制高点；如果去了，一旦重庆方面“翻脸”，人身安全如何保障，又变成摆在桌面上的隐忧。
毛泽东当时的判断很明确：风险看得见，但退缩的代价更大。他提到，如果在这个关头推脱不去，不仅会丢掉“主张和平”的形象，更会让很多群众、知识分子、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失去信心。对于刚刚走出抗战阴影的中国来说，这一点相当致命。
不过，政治上“必须去”的判断是一回事，安全上有没有把握，又是另一回事。所谓“谈笑风生”，前提是对对手的心思有底。
二、李克农破译密电：将计就计的一步险棋
延安城里，有个人这段时间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，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门负责人的李克农。
蒋介石电邀毛泽东，表面看似诚恳，其实真正的动机，只有国民党内部的密电才能透露出端倪。李克农心里非常清楚，不弄清楚蒋介石的真实打算，谈不上“胸有成竹”。
于是他一边组织技术人员加强电讯监听，一边主动放出一批“情报”，刻意让对方相信：延安方面犹豫不决，毛泽东极有可能不去重庆。说白了，就是递给国民党一个错误预期，看看他们内部会怎么讨论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招并不轻松。情报战从来不是小说里的“几行密码”，而是大量枯燥的监听、比对、推理。当晚，敌台的波长、呼号被准确捕捉，但要真正破译，还必须拿到国民党内部的电码本。
李克农和手下费尽周折，才终于搞到一套密电码。几天之后，一沓破译出来的国民党密电放在了他面前。他逐句咬着看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字。
电文内容很清楚：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会应邀，也不敢应邀。他觉得，毛泽东自从秋收起义以后，基本就待在根据地，很少离开核心地区，到重庆来，安全风险太大，所以不至于“铤而走险”。
在这个基础上，蒋介石已经设计好了两套说辞：如果毛泽东不来，就把“破坏和谈、挑起内战”的帽子扣到共产党头上；如果毛泽东真敢来，那就在重庆设法拖住他，同时抓紧时间部署军队，准备对解放区动手。
李克农把破译密电上报后，毛泽东看完，心里更有底了。既然对方认定自己不会去，那不妨反手做一局“将计就计”。
于是，他连续两次接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，语气平静地表示：因为事务繁忙，暂时难以脱身，可能无法赴重庆和谈，可以先请周恩当前往。
这话传到对方耳朵里，无疑是对蒋介石原有判断的一次“印证”。两个联络参谋兴冲冲地发回电报，说毛泽东绝对不会去重庆。
而延安这边，紧接着在8月26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。形势、情报、舆论，各方面的情况摆在案头，毛泽东做出最后决断：“可以去，必须去。”这八个字，意味着以身涉险，但也意味着主动掌握历史进程的一次机会。
从那一刻起，这场所谓“重庆谈判”，注定不只是一次会议记录上的“会谈”，而是一场在枪炮与电文之间周旋的大博弈。
三、林园二号楼的灯光：警卫被撵走之后
1945年8月28日，延安机场异常热闹。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都赶来为毛泽东送行。很多人眼圈发红，有人背过身去抹泪，既为即将开始的谈判寄予期望，又为眼前这趟旅程揪心。午后，飞机起飞前，毛泽东在舷梯上挥手，那一刻，谁都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告别。
当天15时37分，毛泽东在张治中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，与周恩来、王若飞一起抵达重庆。毛泽东现身重庆的消息，很快变成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。此前国民党长期对共产党“危言耸听”的那一套，在这一天受到了不小的冲击——一个亲自冒险前来谈判的领袖，很难与“暴力破坏和平”的形象画上等号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毛泽东后来在重庆期间的大部分时间，并不住在国民党提供的林园，而是选择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办公、住宿。只有刚到和临行前的几天，他才住进了林园二号楼。这种安排，既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也是态度表达：可以会谈，但不“寄人篱下”。
毛泽东刚到重庆当晚，蒋介石就在林园别墅摆下宴席，一面“接风”，一面借机对外显示自己“虚怀若谷”的样子。林园原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，环境清幽，青山环绕，后来被蒋介石改造，自住之余也用来接待重要宾客。其中的二号楼，也就是所谓“美龄楼”，此番被安排给毛泽东下榻，看上去相当“隆重”。
楼内结构并不复杂：楼上是宋美龄卧室、梳妆室和随从房，楼下则是会客厅与若干房间。毛泽东住在底层东屋，王若飞在西房，几位警卫员被安排在楼下会客室。
周恩来对安全格外上心，一到林园，就反复叮嘱警卫：“每个角落都要看仔细了。”副官蒋泽民和警卫们一寸一寸地检查房间，连枕头、床板都不放过。周恩来自己也再查一遍，坐坐椅子，敲敲床脚，不得不说，有些细节上，他的谨慎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。
刚安顿不久，一名国民党少将军官便上门盘问，要求了解随行人员姓名、携带武器种类、数量，还掏出一张《武器携带登记表》，要警卫逐一登记。警卫员口头上说没带枪，对方显然不信；最后陈龙承认有武器，那名军官就要求登记。“登记”意味着暴露人数、火力构成，警卫员当场拒绝，态度很硬。
当天晚上8点半，蒋介石在林园设宴，美方代表、国民党政要悉数到场。酒桌上的寒暄、祝酒，表面看热闹，骨子里是两个阵营试探性的交锋。宴毕，在蒋介石一再表示“请务必住下”的背景下，毛泽东留宿林园二号楼。
饭后，他照旧坐在桌前翻阅报纸，身旁的警卫员则在房里擦拭随身武器。周恩来征得同意后，前往桂园同张治中、邵力子等人商谈第二天的谈判安排。王若飞和胡乔木则返回红岩村，忙于整理文件和方针。
大概不久，三个身穿国民党军服、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推门而入。屋里气氛一下子紧绷起来。龙飞虎、陈龙几个人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衣兜，扣住枪机，眼睛盯住来人。
那名军官模样的人开口道：“屋里只留下毛先生，其余的人请回避。”
警卫员不为所动，仍然站在毛泽东前面。局面僵住了。毛泽东这时慢悠悠抬头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们几个先到前面回避一下吧。我有事情，你们不必管我了。”语气很平静，却不容置疑。
警卫员心里都很犯难，但在再次得到示意之后，只得退到前院小走廊，手里握紧手枪，屏住呼吸盯着院子。很快，院子里和走廊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
就在这一刻，除了毛泽东房间，林园其他地方的灯突然熄灭。黑暗中只剩那一间房间亮着，格外刺眼。
齐吉树猛地从兜里掏出手枪，正要冲回屋去，被龙飞虎一把按住。龙飞虎押着声音说了一句：“老蒋又在演戏了。”这句话，说出的是一种判断：对方要制造一种“控制全局”的场景，而不是当场翻脸。
不多时，一个披着黑披风、身着特级上将制服的人，在随从簇拥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——正是蒋介石本人。
蒋介石在房内待的时间并不算长。等他离开，车灯远去，警卫员们才冲进房里，关切地询问情况。毛泽东放下水杯，简单地解释道：“刚才来的是蒋介石，说是专程来看望。”他还提了一句，两人已经有近二十年没见面。
警卫们这才明白，为何国民党方面一再追问武器情况，又要清场、布岗、熄灯——既担心安保，又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“主场掌控力”。龙飞虎忍不住骂了句：“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”
这一夜的“夜探”，从形式上看像是一场“礼节造势”，实际上是蒋介石刻意安排的一出“心理戏”。他要让对方在自己的地盘、在自己的灯光和暗哨下，感受到权力的压迫；同时又保持“亲自探望”的形象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四、谈判桌上的攻防：军队与政权的底线
“演戏”也好，“礼数”也罢，终究只是铺垫。真正决定中国走向的，是接下来的谈判内容。
毛泽东到重庆的当天夜里，蒋介石就连夜拟出了与中共谈判的“三原则”，并在会见几名国民党谈判代表时反复强调，必须坚守。三条内容概括起来，就是：不在现有“法统”之外谈政府改组，问题要一次性总解决，最后都要落实到“政令军令统一”这个核心上。
蒋介石还特别叮嘱，可以在政治安排上适当“宽容”，但在军事统一上绝不能让步。说白了，他可以给一些官职名位，却不打算松开手里的军权。
反观共产党方面，凭借南方局等地下组织的工作，很快摸清了国民党谈判底线：军队问题最多让到16个师，承诺中共可以参加政府，在中央各院设一名副院长，由中共人员担任；甚至提出，如果毛泽东愿意，可以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。至于国民大会代表名额，国民党则坚持要占七成以上。
这种安排，说到底是一种“政治纳入、军事压缩”的设想。用较大的政治空间换取共产党在军事上的实质性后退，是蒋介石一贯的思路。
中共方面也不只是被动应对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提前拟好11条正式谈判意见，从政权构成、军队整编，到解放区政权合法性问题，条目清晰。谈判桌上，既有原则坚持，也有策略预留空间。
从9月4日起，双方进入实质性会谈阶段，到22日，前后进行了八轮交锋。蒋介石看了中共的方案后，发现中共提出的问题面面俱到，而且与自己原先设想差距甚大，态度不禁强硬起来。在他看来，此时国民党“兵多将广”，占据绝大部分城市与交通要道，又有美英支持，对局势抱着相当的底气。
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，分歧最为尖锐。蒋介石要求中共交出军权，解散解放区，军队统一“国家化”，并坚持将中共军队改编为12个师。这种安排，客观上会让共产党在未来的斗争中失去武装基础。
毛泽东对此不可能答应。他很清楚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道理，一支枪、一粒子弹都不能交给对方。为了争取和平环境，他在根据地划分、部队部署等问题上做出不小让步，甚至同意放弃分布在华中、华南多个省份的一些根据地，但在军队本身的独立性上，态度始终坚定。
谈判中，中共代表白天谈、晚上谈，集体谈、个别谈，周恩来与王若飞经常与国民党代表正面交锋。有的国民党代表被理屈词穷时，就开始拍桌子、摔椅子，以情绪掩盖逻辑上的被动。
在半山新村的一次会谈中，吴铁城被驳得说不出话，情急之下大声嚷嚷：“只要你们把军队交出来，什么官都给你们当！”这句话等于把真实想法摊到桌面上——权力可以分一点，军队必须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王若飞当场拍案而起，回敬说：“我们共产党什么官也不要，只要国民党把军队交给人民，国民党政府主席都由你们当！”这种针锋相对，暴露出双方对“谁掌握枪杆子”的截然不同理解。
毛泽东见气氛愈发紧张，淡淡说了一句：“不要吵了，下次再谈。”声音不大，却把一屋子的火气压了下去。这种处理方式，既避免谈判失控，又向对手释放了一个信号：态度可以坚决，场面不必闹绝。
晚上回到红岩村，胡乔木的小屋灯光还亮着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又围坐在一起，梳理白天的争论，思考下一步对策。王若飞怒气未消，说国民党一些代表“太不像样”，耍赖、耍横都用上了，非得跟他们硬碰硬不可。
周恩来一边笑着安抚，一边提醒：“针锋相对不错，可他们可以胡搅蛮缠，我们不能跟着一起乱。争论归争论，理要占在手里。”毛泽东点头表示认同。谈判陷入僵局，但他们并未失去对全局节奏的把握。
9月中下旬，蒋介石在一次会见中对周恩来说：“要和，就照这个条件和。不然，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。”这话看似豪气，其实透露出“兵强马壮”的自信和一点“逼和”的味道。
周恩来将这番话转告给毛泽东。第二天，两人在会面时，毛泽东一边握手，一边半带玩笑地说：“现在打，我实在打不过你，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。你占点线，我占面，以乡村包围城市，你看如何？”
这一句听上去轻描淡写，却把潜在的长期斗争路线说了个明白。蒋介石未必当场给出正面回应，但他不会不懂这话的分量。
从延安窑洞到重庆林园，从夜探密谈到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，1945年的这段“和谈”，既充满变数，又有其内在逻辑。兵力悬殊、地方对立、国际压力，都在推动双方坐到一张桌边；但在军队和政权这些关键处，谁都不愿轻易让步。
蒋介石撵走警卫、独自走进林园二号楼那间亮着灯的房间，只是这场较量的一瞬。灯光之内是寒暄，是言笑，也是试探；灯光之外，是三步一岗的士兵，是握在手里的手枪，是各怀心思的政治筹算。
那个年代的人，大多在枪声、密电、谈判记录之间度过关键岁月。在他们看来，“演戏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什么场合、用什么方式，把各自的底线和意志坚持到最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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